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

石谷岩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方面，学者围绕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进行论述，丰富了路径研究。关于民族题材影视的概念与内容，有学者认为，民族题材影视是指与少数民族有紧密联系的影视作品[1]（320），以汉族与少数民族为建构主体[2]；
关于民族题材影视的时代价值，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参与建构民族国家[3]，进入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介[4]，各民族通过短视频等载体建构中国社会的文化有机体[5]。

2013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京启动，该工程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填补20 多个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题材电影的空白[6]。在该工程的推动下，多个民族推出了自己的电影，数量庞大的民族题材影视文化作品建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以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研究多从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视角出发，突出其研究的时代必要性[7]，以形象的划定原则与建构标准为研究方式[8]，以文化符号和形象化资源为建构路径[9]，强调更为深入的民族志田野调查[10]。本文认为，经由影视生产等方式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视觉传播中的展现形式，以在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建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石到影视生产、形象建构的相关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在理论逻辑中达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与此同时，不同体裁的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受到行政策略、市场需求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建构特色与成果内容。

（一）理论逻辑

唯物史观认为，共同体以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为基础，人只有在共同的斗争、生产、生活等实践中才能生成共同体。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研究经历了从“自然的共同体”到“虚假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的阶段，其中，“自然的共同体”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前诞生的，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形态；
“虚假的共同体”则是建立在资本利益至上的“抽象的共同体”，取代“自然的共同体”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虚假的共同体”是“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
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11]（201），因此是一种私有制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
“真正的共同体”则具有共产主义形态，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422），是消灭私有制、分工、阶级剥削压迫的共同体，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是由一国之内民族成员共同组成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现实的、历史的、自觉的民族联合体。马克思在纪念1830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是“虚假的共同联盟”，因为这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11]（313）。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11]（313），并表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利益基础就是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力量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工人阶级具有相同的利益、境况、目标，因此，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应当经由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形成，以此对抗虚假的“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

2014 年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之后，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着重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从哲学出发，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双重特征的民族共同体[12]；
从组成的不同维度出发，有学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分解式理解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的组合[13]；
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历史上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以共善生活为价值导向、具备共同复兴关怀的中国国民聚合实体[14]；
麻国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国家内部全体民族人口共同参与，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15]。本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过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实践而建构的联合体，在新时代具有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渗透、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等新意涵。

表征理论认为，民族题材影视生产的表征系统可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霍尔在《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中认为，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16]（15）。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及其意义通过对各民族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等实践活动进行影视化表征而建构，尤其体现为一种话语的形象表征过程。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放在影视生产中分门别类研究，原因在于影视生产主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具有同构性，影视生产者对民族题材影视内容的生产体现了他们眼中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将“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过程”“话语表述过程”与“影视生产过程”中分别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结合成一个分析整体。

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影视生产与传播看成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文化实践方式。赵月枝“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体和传播体系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17]（113），可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具体化。由此，在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时，应格外注意国家行政策略、市场盈利要求、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对影视制作与形象建构造成的影响，如不同的影视体裁基于国家、市场的不同要求，呈现的形象可能具有差异性。

（二）实践策略

本文选取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为2012 年至今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的动态影视文本，主要考察的影视体裁包括：纪录片、电影故事片、电视剧、电视栏目、综艺节目、短视频。不同体裁的影视作品在内容、形式上有很大差别，如民族题材纪录片由于取材于真实生活，强调对事物客观呈现，其中反映的社会关系与建构的共同体身份认同也具有较强的真实性；
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或者符合行政要求，可能会放大某些特点，在剧情的设置上会更有针对性；
民族题材电视剧需要了解平台与频道的独特性要求；
民族题材电视栏目通常主题较为明确；
民族题材综艺节目在注重流量性、娱乐性的同时，有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的主题；
民族题材短视频内容往往取材于日常文化生活，囿于时间限制，其内容表达较为简洁，往往采取近景与特写镜头的方式对人物进行处理。不同体裁影视作品会对影片中的形象建构造成不同的影响，在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分析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维度。

进入新时代，各民族在影视生产中通过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体现影视生产既尊重物质和精神生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

（一）各族人民通过共同斗争建构民族团结共同体形象

民族题材影视作品通过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进行视觉描绘，展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创历史、守护祖国的爱国情怀。

聚焦革命年代的影视作品主要表现各民族共同参与战斗，推翻阶级压迫，共同建立、建设新中国。例如，革命题材电视剧《彝海结盟》（2016 年）、《骡子和金子》（2016 年）讲述了中央红军与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参与革命斗争的故事；
电影《半条被子》（2020 年）生动复现了女红军在长征中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送给当地瑶族群众的真实历史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少数民族群众鱼水情深、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感情；
鄂伦春族电影《兴安岭上》（2021年）、畲族微电影《蓝崇》（2019 年）、羌族电影《红色土司》（2019 年）、朝鲜族纪录片《阿里郎之梦》（2015 年）、维吾尔族电视剧《阿娜尔罕》（2013年）、藏族电视剧《西藏秘密》（2013年），均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作战，与压迫者进行革命斗争，共同捍卫新生人民政权的故事。

聚焦历史事件的影视作品主要描述历史上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例如，电影《呼伦贝尔城》（2019 年）讲述了索伦部鄂温克族将士消灭匪患、戍边卫国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
纪录片《圣途》（2018 年）讲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从西藏启程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共谋安定、稳定西藏局势，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团结；
电影《爱未央》（2013 年）讲述了百年前云南各民族共同保卫家园、抵御列强入侵的爱国主义故事。

聚焦新时代的影视作品主要表现各民族共同反恐、共同参军、共同参与政治建设。共同反恐类的影视作品主要展现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战胜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例如，四部**反恐题材系列纪录片（2019—2021年）。共同参军类的影视作品反映少数民族军人与汉族军人一同保家卫国，例如，中国军网推出的建国70 周年献礼纪录片《56 个民族56 个兵》（2019 年）。共同参与政治建设是共同斗争在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中的隐含维度，内在地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影视作品将爱国主义主题融入影视叙事中，体现了各族同胞的爱国情怀。

（二）各族人民通过共同生产建构民族发展共同体形象

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对各族人民在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中形成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呈现。

唯物史观强调作为文化的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影视内容的现实社会性基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民族题材影视作品记录了各民族在新时代共同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物质生产实践，也记录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家庭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并存的物质生产样态。

塔吉克族扶贫题材电影《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2022 年）和纪录片《无穷之路》（2021 年）、壮族电影《秀美人生》（2020 年）、彝族电视剧《金色索玛花》（2020 年）和《索玛花开》（2017 年）、苗族电影《十八洞村》（2017年），均讲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脱贫攻坚的故事，颂扬了驻村干部的脱贫攻坚精神。多部影视作品围绕直过民族的脱贫攻坚故事展开叙述，例如，短视频《一步千年》（2019年）描述了通信工程师在独龙江峡谷建设5G 基站，通过远程视频为独龙族聚居区带来优质教育资源的故事；
《阳光闪耀人类童年——直过民族脱贫纪事》（2020年）等影视作品记录了直过民族摆脱贫困、奔向全面小康，迎来了民族发展的第二次跨越。

新时期以来，很多纪录片围绕少数民族离开传统聚居区外出接受教育、务工，提高教育水平、增加经济收入，反哺家乡的社会变迁展开记录，例如，纪录片《拉祜人家》（2022 年）讲述拉祜族年轻人外出读书、务工后回报家乡的故事，藏族纪录片《岗拉梅朵》（2017年）以藏族女性外出学习职业技术后转变传统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

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对新时代少数民族转型、升级传统经济使其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进行重点描绘。例如，苗族微视频纪录片《苗绣：新时代的“绣”色可餐》（2020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天上掉下个UFO》单元①故事发生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阿福村。（2020 年）、布依族电影《花开正当时》（2019 年）、彝族扶贫综艺节目《我们在行动》（2019 年）、哈尼族电影《风吹红河谷》（2019 年），均反映了少数民族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市场经济建设，在产业脱贫道路上用知识与科学技术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

除了物质生产的呈现，民族题材影视还直接参与了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从体育、音乐、舞蹈等方面展示了内容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例如，纪录片《拉祜人家》（2022年）讲述了拉祜族舞蹈登上央视虎年春晚舞台的故事；
电影《哈布库的羔羊》（2013年）以达斡尔族少年成长历程为视角，反映了达斡尔族为中国曲棍球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电影《箭乡少女》（2013年）以锡伯族全国射箭冠军郭梅珍为原型，反映了锡伯族的“西迁精神”，这些作品均从精神生产的维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三）各族人民通过共同生活建构民族交融共同体形象

影视生产者通过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等题材，对各民族共同生活进行呈现，建构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民族交融共同体形象。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帮互助是这类影视作品的重要主题。例如，讲述张桂梅老师帮助少数民族女孩故事的纪录片与电视栏目；
蒙古族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2022 年）改编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故事，描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互帮互助、亲如一家的场景；
电影《真爱》（2014年）以全国道德模范阿尼帕·阿力马洪（维吾尔族）收养4个民族10个孤儿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反映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互助、和谐与共；
电影《山那边有匹马》（2016年）描写来自深圳的志愿者女教师对水族留守儿童的关心与帮助；
导演刘湘晨通过《一直看你来的路口》（2021年）、《四季轮回》（2019年）等影视人类学纪录片，与塔吉克族老人建立了跨越年龄、地域、民族和语言的真挚情感；
裕固族电影《爱在夏日塔拉》（2021 年）、撒拉族电影《永远的绿盖头》（2016 年）均讲述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相爱的感人故事。

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与调适也是民族题材影视生产在共同生活维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蒙古族电影《白云之下》（2019 年）、傣族电影《米花之味》（2018 年）、纳西族纪录片《纳西猎鹰》（2017年）、导演顾桃以《罕达罕》（2013 年）为代表的描绘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现代化境遇的影视作品、回族电影《清水里的刀子》（2016 年）、以《听见凉山》（2013 年）和《走山人》（2012 年）为代表的彝族电影与微电影，都刻画了主人公面对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村落生活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情，真实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内心平衡与平静的个人努力。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革带来影视创作方式和内容的变革，在新时代首先体现为各民族在短视频等平台对共同生活进行自主描绘与展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短视频技术的发展，不同民族在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展现日常生活，通过新媒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播方式的改善、传播内容的因地制宜既能更好地展现民族文化，又能够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

综上所述，斗争、生产、生活三者交融，在剧情设计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的重要架构方向与内容设计策略。例如，电视连续剧《丝绸之路传奇》（2015 年）剧情跨度约40 年，在共同生产方面，讲述了**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年轻人被选送到江南纺织学院**班学习，后回到中国西北最大的丝绸厂工作的故事；
在共同斗争方面，再现了各族群众共同抗击国民党军队与封建势力的历史画面；
在共同生活方面，江南的桑蚕养殖专家收养了一位维吾尔族孤儿，与维吾尔族群众结下世代友谊。类似的作品还有《中华民族》（2022 年）、《脱贫攻坚万里行》（2021 年）、《40 年：来自56 个民族的家国故事》（2018 年）、《中国影像方志》（2017 年）等纪录片，均真实记录了各民族通过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的历程。

同时，很多影视作品融入少数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新时代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交融发展。例如，《中国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影像志（第一季）》（2022年）记录了彝族、苗族、畲族等民族的刺绣工艺，拉祜族的芦笙制作工艺，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的茶艺以及阿昌族的刀淬工艺，体现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众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方式相结合，激发出新的生产活力。这些工艺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生产者通过展示工艺过程，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转型联系起来，用日常生活物品的改变过程来隐喻少数民族传统生活的现代化进程。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三股势力”等意识形态交锋，西方社会存在污名化中国形象的观点，国内民族题材影视市场存在流量化、同质化生产等问题，这些都是亟须回应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的现实挑战。具体而言，新时代在影视生产中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具有以下意义。

（一）应对错误思潮和舆论

来自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舆论影响依然是重大风险隐患，在影视媒介生产领域和国际舆论领域，敌对势力通过错误生产、污名化解读中国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妄图篡改各少数民族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事实。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有助于各族群众深入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等历史唯物史观，深刻认识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经济生产、社会变迁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
有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使文化生产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革命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助于培养各族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
有助于从正确理解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角度进行文化生产；
有助于全国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

（二）丰富新时代影视内容

民族题材影视生产是新时代中国影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自我表达的过程。首先，民族题材影视生产有助于少数民族掌握民族身份构建的主动性、真实性，拓展民族身份构建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内涵，塑造真实的民族形象，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真实的研究文本。其次，民族题材影视生产内容包含现实与历史中的文化概况、经济发展情况、政治政策等，是少数民族多方位交互关系的影视化呈现。影视生产中包含相关民族政策、国家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受众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最后，影视生产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少数民族社会内部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人才教育、培养模式，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结构性升级，使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形成互助态势，在文化产业建设中丰满自己的羽翼，更好地推动现代化建设。

（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总书记于2018 年2 月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时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18]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共同御敌的历史事实出发，描绘出各民族互帮互助、互通有无、团结发展的真实场景；
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现实政策的实施情况出发，再现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坚实步伐。综上，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状况进行描述，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树立并丰富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怀揣爱国情怀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共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体形象。

（四）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

西方社会中存在污名化中国形象的舆论，甚至将中国民族题材影视内容篡改为分裂势力的依据，国内影视生产对外传播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情况，都对中国当代民族题材影视的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民族题材影视的生产与传播聚焦历史与现实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在相关激励政策的支持下依托新媒体技术，对外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场域与影视生产环境中的中国形象；
拓宽优秀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对外传播渠道，促进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对外传播；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维度，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创建稳定的发展环境而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由国家和市场共同主导，各民族共同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尤其是短视频技术的蓬勃发展，各族群众成为影视生产的自觉主体，不同体裁、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外不同平台传播，影视生产在新时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和多样化、国际化的新特征。在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通过各民族共同斗争建构民族团结共同体形象，通过各民族共同生产建构民族发展共同体形象，通过各民族共同生活建构民族交融共同体形象，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同时，民族题材影视生产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受滞于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部分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反映出个人或群体无法参与和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身份认同困境；
受市场盈利需求影响，为博取资本与流量关注，部分影视作品内容呈现低俗化、同质化倾向，造成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非真实化等问题。

面对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的挑战，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遵循唯物史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理论；
巩固民族工作实践基础，包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化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规范国内市场，夯实产业结构基础，鼓励国内民族题材影视市场多样化建设，防止影视生产领域资本无序扩张；
将互联网前沿领域的创新技术投入影视生产，促进自动化、沉浸化、社交化影视平台建设，注重发挥新技术在建立媒介平台中的作用，拓宽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国外传播渠道，加强国内外舆论评估与反馈体系建设；
健全对外传播机制，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和舆论环境，鼓励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以政策激励优秀的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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